姜文第一次见到顾长卫的时候，吓了一跳。

“特别瘦，还留着点胡子，眼珠儿基本上不动，还有一半藏在眼皮里边，我说，这是个什么人呢？他说我叫顾长卫。”

那是1987年，张艺谋为了筹拍电影《红高粱》，组织主创人员观看一部具有参考意义的日本电影《鬼婆》。当时姜文是男一号，顾长卫是摄影师，自然就凑到了一起。而这次相识之后，他俩不仅在《红高粱》里有了一块工作的经历，还在之后的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里，有着更为深度的合作。

彼时的顾长卫，就像姜文所描绘的那样，特别瘦。而“瘦”这个特征，似乎成了顾长卫给人的印象里最为突出的一个标签。

可就是这么一个瘦瘦的人，内心却澎湃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创作电影的时候，他可以用镜头描绘令人震惊的画面，可以用影像传递具有深沉意味的“文艺”表达，也可以切入到新时代的潮流里做一个“不安分”的导演。

算起来，顾长卫导演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从《孔雀》、《立春》、《最爱》，到《微爱之渐入佳境》以及还在上映的《遇见你真好》，拢共也就五部大银幕作品。可即便如此，顾长卫也注定是华语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

1、文化宫的“临时工”

顾长卫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听到火车上的广播里说着“首都北京，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等介绍时，心里觉得特别激动。而在此之前，当他坐上火车，看到真的火车，看着铁路慢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已经翻涌着兴奋。

这种激动或兴奋，并非源于简单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或者第一次坐火车”，而是包含了一种青年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情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之后，能够考到北京去学习，是大多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对于当时二十来岁的顾长卫而言，能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意义非凡。

顾长卫从小在西安长大，父母都是教师，对他的教育比较严苛。在他的记忆里，父母都曾用“武力”教训过他：要么用笤帚疙瘩照着屁股上抽，要么就是用脚“跟踢足球似的”揣。这些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里都有的教训方式，并没有给顾长卫造成什么心理阴影，但却或多或少地促成了他安静、谨慎甚至“不善言辞”的性格。

小时候喜欢画画，一旦画起画来，他可以十几个小时都沉浸其中。坐在画室里画，坐在自行车上画，对着一棵树可以描摹半天，将树干、树皮以及每一片叶子都仔仔细细地收入画中。画画给了他很多的快乐，但电影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其实很少有接触电影的机会。但在1972年到1977年，顾长卫大多数时间都在电影院里度过。因为他家附近有一个工人文化宫，每周有四天是规定放电影的日子。他就跑过去帮忙，站在门口负责收票，等到电影开始了，他就进去看电影。他当时并非文化宫的正式员工，但为了能看电影，他自愿担当“临时工”，且乐在其中。正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经历，让他对电影有了认识，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顾长卫第一次报考的是西安美院油画系，没考上。半年后，他发现还有个电影学院摄影系，感觉和画画有些关系，于是选择了报考。没出成绩之前，他还有些担心自己没考上。直到某天吃饭时，父母拿出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北京电影学院”，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时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陕西籍学生里，还有张艺谋、赵非、侯咏、智磊、王小列，他们日后都成为了很重要的电影人。顾长卫当时对自己能去北京读书，而且学的还是电影，感到非常激动。在多年以后，当他执导的电影《立春》上映，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提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对他的意义：

“因为我从小爹妈就教育我说‘咱家的孩子没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聪明也不会来事儿’，所以一直都没什么理想，老老实实随大流就行了。我就特别想成为王彩玲（《立春》的主人公）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经历那么多与众不同事儿。同时这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自己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不这么想。电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2、中国第一摄影师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四年，是顾长卫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且有价值的经历。

上学期间，顾长卫非常刻苦，除了课堂上的学习，他坚持每星期至少看三部电影。他看电影都是有目的性地学习，每看一部电影，都会做大量的笔记。也经常和张艺谋等同学讨论，谈各种电影、各种摄影手法、各种牛逼的技巧，每每做这样的交流时，都会觉得特别的带劲。

由于顾长卫学的是摄影，很多专业知识还是得在实操中锻炼和积累。并且有些拍摄的道理，比技法更为重要。在1981年，顾长卫参与了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联合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在拍摄过程中，有一场戏让他感觉特别好，不禁有些兴奋。站在升降机上把控摄影机的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抽着烟。当时的指导老师就给了他一番“训斥”，告诉他一条很重要的道理：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养成最好的习惯，就是要把那股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用的点上。光知道激动，不想着如何去表现，只能算是一个一般的摄影师。

这给顾长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顾长卫便养成了一个特点：越是兴奋的时候，越能保持冷静。这对于摄影师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素养。

1982年，顾长卫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他和赵非、智磊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但一开始，西影厂并没有迅速接收他和赵非，说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电影要拍，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和赵非给电影学院院办打电话，汇报在西安的处境，还说“如果西安不要我们的话，我们就马上坐火车回北京”。

但是，西影厂最终还是接收了他们，并且某种程度上，还给顾长卫提供了一条“快速成长通道”。从1983年开始，顾长卫先是像大多数人一样，从摄影师的二助做起。半年后，他就升为了摄影助理，并且在1984年，他就成为了摄影师，和滕文骥导演制作电影《海滩》。也正是在《海滩》里大量使用自然光，以非常写实的表现手法呈现出不一样的摄影风格，让顾长卫受到了业界的关注。

当时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学生里，顾长卫和张艺谋是最被业界看好的两个摄影师。而他们又都和当时导演系毕业的陈凯歌有过合作，且先后因为这样的合作，名声变得更响，获得了更多专业的认可。张艺谋是和陈凯歌拍了《黄土地》，大获成功；顾长卫则和陈凯歌拍了《孩子王》，同样反响很好。

但在1987年，张艺谋首次执导电影《红高粱》，就找来顾长卫担当摄影师。后来有媒体问张艺谋，为什么要找顾长卫？他回答说：顾长卫是摄影班的第一名！

这是张艺谋对顾长卫做出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却也是站得住脚的一个评价。因为在后来的多部电影里，由顾长卫担当摄影师的作品几乎都成为了经典佳作。和陈凯歌合作《孩子王》的时候，顾长卫为了表现陈凯歌想要的那种文化质感，将摄影机架到了山坡上，每隔半小时拍一回，将天空、大山、星月等景象纳入画面，拍摄出了一种具有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效果的宏大气势。

和张艺谋拍摄《红高粱》的时候，顾长卫用镜头展现了张艺谋导演追求的大气场面，也实现了颜色上的浓烈表达。整部电影画面呈现出来的感觉，充满了热血和无畏感，恰到好处地贴合了影片的主旨。顾长卫对光线、颜色、布局、角度等多方面的精心构架，助力《红高粱》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

《孩子王》和《红高粱》的高水准表现，让顾长卫收获了1988年双料金鸡奖。而在此之后，他还和张艺谋合作了《菊豆》，和陈凯歌合作了《霸王别姬》，和姜文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鬼子来了》。这几部由他掌镜的电影，都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甚至在国际范围内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与陈凯歌合作的《霸王别姬》，不仅让影片收获了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还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的提名！这是华语电影的骄傲，也是顾长卫作为摄影师得到的巨大成就。在拍摄《霸王别姬》期间，很多镜头的拍摄其实都具有不小的难度。在表现京剧场面、人物情感方面，顾长卫用极其细腻而又不失大气的画面，很好地配合了陈凯歌导演具有历史厚度与文化思考的质感追求。

即使到了现在，看《红高粱》、《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电影，都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非常有美感。顾长卫在摄影方面的成就，令他荣膺了伊斯曼柯达评选的“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称号，也一度被媒体赋予了“中国第一摄影师”的评价。

显然，他担得起这些赞美之词。

3、迟来的第五代导演

1994年到1999年期间，顾长卫在美国好莱坞工作，先后参与拍摄了《迷色布局》、《浮世男女》以及《纽约的秋天》。但在拍完《纽约的秋天》之后，他决定回国，即使那边的项目邀约有很多，他也不做留恋。

因为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让他的一只眼睛被确诊为斜视，需要多加休养。于是，回国之后，即使迎来了许多的掌镜邀约，特也都一一推掉，专心在家休息。那时候刚好儿子也出生了，他就在家专职带孩子。某种程度上，孩子的到来，让顾长卫的心境有了不小的变化。他将许多的精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陪伴他成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一位父亲独有的幸福感。

直到2003年，编剧李樯创作的剧本《孔雀》辗转来到了顾长卫的手里，令他一下子有了想执导一部电影的创作冲动。事实上，《孔雀》这个剧本当时在业内已经被多人看过，但都没有人决心拍出来。顾长卫看完之后，决定把它拍出来。

说到做到，顾长卫搭起了帮子，率领剧组工作人员跑到河南安阳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开机拍摄电影《孔雀》。该片是一个描写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运遭遇的故事。本来女主角找的是章子怡，但因为档期原因换成了在试镜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张静初。影片拍摄过程还算顺利，但因为是顾长卫第一次担当导演，坐在导演椅上的他还是有些紧张。他甚至连怎么和演员沟通，都有些担心自己做不好。

可是，当电影拍完，在国内上映，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在所有成名的“第五代”导演们或坚持或转型或隐退的大形势下，同属于“第五代”电影工作者的顾长卫扛起了延续“第五代精神”的大旗。

他的导演处女作《孔雀》既有浪漫的少女情怀、纯净的理想主义，又有沉闷压抑的时代反映以及深入人心的人性拷问。这在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都在往商业片转的背景下，顾长卫这位“迟来的第五代导演”，让观众们看到了八九十年代那些经典电影的气质。它是沉静的，却又是有力量的，在勾勒个体命运的过程中，折射出的时代的面貌，且很有文化内涵。

《孔雀》最终得到了崇高的荣誉：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这不仅让影片本身大放异彩，也让顾长卫正式以导演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孔雀》之后，他又先后推出了《立春》和《最爱》》。

《立春》是一部围绕女主人公的“理想”与“现实”展开叙事的电影。它由顾长卫的妻子蒋雯丽主演，讲述了生活在小城里的王彩玲不甘当一个音乐教师，梦想着前往北京发展，却又在一系列的人物纠葛中，被现实痛击。该片仍然有那种个体命运与时代环境做抗争的表达，但也强化了某种压抑感，令观众看的过程中，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实的无奈甚至残酷，却又能被主人公王彩玲的理想主义所触动。

而在电影《最爱》里，类似的对人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被赋予了一层令人内心受震动的“病症”元素。这场由郭富城和章子怡上演的“热病时期的爱情”，很大程度上传递了顾长卫导演的一种人文关怀。但这部电影却在正式上映前，遭遇了“被迫删减”的情况，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流畅性。但观众在看完之后，还是能够收获较大的触动甚至反思。

无论是大获赞誉的《孔雀》，还是引发不同讨论的《立春》和《最爱》，三部作品都奠定了顾长卫导演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尽管当我们谈了“第五代导演”时，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想起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等名字，但顾长卫也应该被记住。

4、不安分与敢于尝试

在看过《孔雀》、《立春》、《最爱》之后，大多数观众对顾长卫的认知多少归类到了“文艺片导演”的范畴。因为他的作品无论风格还是思想，的确有着浓郁的文艺片色彩。但当他2014推出电影《微爱之渐入佳境》和今年上映《遇见你真好》之后，顾长卫遇到了许多批判甚至谩骂的声音。

因为这两部作品和以往的顾长卫电影太不一样了，不仅商业气息浓厚，还加入了许多新潮的元素。在《微爱》里，观众不仅看到了陈赫与杨颖这样“流量型”的演员，还看到了类似于“通过微信来谈情说爱”的元素，观众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总觉得不够深刻，缺乏厚度。而《遇见你真好》虽然演员都表现不错，摄影也很有质感，但因为融入了许多贴合九零后甚至零零后观众的元素，让部分观众看得有些别扭。

无论是《微爱》这样的都市情感电影，还是《遇见你真好》这样的青春电影，似乎都和顾长卫的风格不搭。尤其是对于喜欢顾长卫作品的影迷看来，他的这种“转型”，令人失望。这种失望，当然是建立在以往的喜爱和高度期望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顾长卫“就应该老老实实拍那种有思想、有内涵、有时代拷问”的文艺电影，而不该“沦落”到拍商业电影的地步。

观众对导演寄托希望甚至提出要求，当然是一种“爱导演”的体现。但如果一味地将某种类似于偏见一样的想法禁锢在导演身上，那显然欠妥。顾长卫导演应该被定性为“文艺片导演”吗？即使所有喜欢他的影迷都同意，顾长卫导演自己也未必同意。因为在他平静、瘦小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澎湃、热烈、不安分的心！他就是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就是要做一些大胆的改变，即便这种尝试的效果不尽人意，但至少，他没有停步不前。

诚然，《微爱》和《遇见你真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也没到一些谩骂形容得那么差。它们也有其闪光之处，有值得肯定之处，不能就此全部给忽略掉。但比起作品，导演本身更不应该被“绑架”，即便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不能就此全面被否定。顾长卫为什么不能做一些转型的尝试？为什么不能融入自己对新时代的理解？怎么就能如此断定类似的尝试或改变就一定不会带来好的效果？

《微爱之渐入佳境》融入了顾长卫对新科技和新时髦的事物的兴趣，《遇见你真好》融入了他自己对青春的记忆和对年轻一代青春的理解。每个人对生活、对青春的理解会有不同，但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本身是值得尊敬的。更何况，顾长卫拍摄《遇见你真好》这部电影的初衷，还是基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儿子交流”的考虑。这其实折射出来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也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某种爱的体现。

从声名赫赫的摄影师，到备受肯定的导演，顾长卫没有大声宣扬着自己的成就，也没有过度消费着自己的名声，反倒愿意尝试着不同，愿意以一种谦卑的、不声张的方式传递情感，这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一种值得点赞的态度。

顾长卫导演，仍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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