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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文字|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五·四”青年节,是专属于男女青年们的节日,节日快乐。
 
当你找个时间仔细思索“青年”这个词的时候,你或许也会陷入一种无可言说的哀伤,尤其是知晓自己的青春渐渐远去的某个年纪里,这种哀伤会很大。直接的效果是,它会让人变得更加安静,不再那么折腾,也不再那么愤怒。倘若你心怀某个理想,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年岁里,扎实地去为理想做些什么,或许能实现点什么。
 
贾樟柯导演就是这样,在他感知到青春远去之后,他变得安静了,于是他开始写剧本,开始拍电影。借着“五·四青年节”的节日之机,向大家推荐一篇贾导的文章,愿你有所收获。
 
我的边城,我的国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小武》序言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
 
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
 
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
 
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
《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 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
 
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楼空。
 
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
 
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
 
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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