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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理想是食物,也是底线

《我不是药神》正在热映,导演杨超在微博发问:“为什么中国人讨论任何严肃问题,都必须嬉皮笑脸一下?”

 

二十五年前,杨超第二次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二试剧本写作,杨超写了春秋时要离刺庆忌的故事。杨超相信正是这个“特别理想主义”的故事帮助他考上导演系,他迷恋这样“打摆子似的在自卑和自傲之间跳跃”的人生状态。

 

杨超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理想既是他的食物,也是他的底线。

 

1974年,杨超出生于信阳,京广线的中间点。信阳虽属河南,但它离长江更近一些,风土人情偏湖北。“一个传统的江淮流域城市。”

 

杨超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母亲是老师。青春期的杨超,遇上了文学最热的80年代。“那时没有电视、电影、音乐、网络,年轻人与这个世界唯一的接口就是文学,人人写诗。”杨超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当地的重点高中就读——直到他喜欢上了看录像。

 

在还没有网络和DVD的年代,杨超对电影最初的认识,是从脏乱差、“到处都是烟雾,放的全是香港片”的录像厅开始的。启蒙杨超推开电影之门的影片并非出自大师,而是王晶导演的赌片《至尊无上》。

 

片中,一个空中硬币旋转的特写镜头——和之前看的枪战、对话、戏剧不一样——让杨超恍然发现“原来电影还能拍到这样的瞬间”,“突然感觉电影是一门艺术”。

 

杨超在录像厅里看了两千多部小录像,大多是香港枪战片。票钱是从饭钱里挤出来的,当时一元钱可以看四场,六个多小时;时间是用逃课空出来的,几乎不去上学。

 

录像厅的环境很肮脏,投影设备也糟糕。“有时看了五分钟才发现屁股底下是口香糖,后来我就拿报纸垫。”当少年杨超迈过一个个小流氓,看清屁股底下没有口香糖小心翼翼坐定之后,“我知道它必然会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对高中生平庸的生活方式而言,杨超把这里当成“一个小天堂”。

 

“我们那里一百个人中你只要前七十名都能考上大学。但到高三,我已经是倒数三十名了。”第一年考理科,当然落榜。第二年,杨超重读文科,但是看录像的毛病改不了,依旧喜欢那个虚幻的世界。

 

92年电影学院招编剧,全国一共12个。杨超瞒着家人凑钱报名,初试通过,复试却被刷了下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信心被重挫的杨超上了武汉的一所铁路电大,学微积分、会计,十分痛苦。一年后,他就面临不及格补考。

 

杨超决定再考一次电影学院,那年招导演,是六年来首次招生。“为了交报名费我只吃馒头不吃菜”,杨超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并最后取得成功,这是他“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

 

他的早期作品《旅程》,讲的就是高考四次落榜的陈思绪在一段旅程中寻找梦想和爱情的故事。

 

电影学院开阔了杨超的视野,“看到很多电影,也确定把这个(导演)当作职业”。大一大二时,杨超的成绩并不好,他畏惧上表演课,自卑于自己的长相。

 

然而大三的十分钟胶片作业,杨超的片子叫《灯》,系主任郑洞天用过誉的口气赞美它:“什么是电影?你们在摸索了几年之后,这就是电影,这就是导演系的传承。”

 

后来杨超很容易拿到了毕业作品的拍摄权——12个人只有4个名额,毕业作品是国家出钱,每人15万元,拍30分钟的短片。这部毕业作品就是《待避》,“从摄影师到录音师都是我们那届最好的班底”。

 

《待避》描写的是杨超父亲的铁路工人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考上电影学院,我就是《待毙》里的那种人”。杨超是在脱离了这种命运之后,回望这原本更大的可能性,将之拍成了电影。

 

于杨超而言,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给他带来最多的是快乐。《旅程》拍完后的2004年春节,杨超在河南老家过年,那里也是《旅程》的外景地。大年初四,他一个人离开城市,来到了灵山公路上,旅程的一个镜头的拍摄场地。加上看景和拍摄,这是他第八次来到这里。

 

那是一个有太阳的冬日,中原的寒风吹面,阳光却带来暖意,他独自走在寂静的公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来车往,只有远处山坳里的村庄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十分轻易地,他找到了那个镜头的机位。

 

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一个电影导演的最隐秘的快乐。

 

“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内在的乐趣。一个电影导演的乐趣,就是以一种深刻的个人风格,摄取一个空间的灵魂,把它烙印在胶片上。这样,导演就成为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创造者,同时证明了自己在时间中的存在。”

 

电影之外,杨超自评是个失败的文艺青年,当年疯狂写诗,但很快因为“看过太多好的”,就知道自己写得不太行:“不在一个量级”。但《长江图》男主角高淳“落魄诗人”的设定,就源于杨超印象中,那一代人对文学的狂热。他自嘲如果当年诗写得好,自己也不用拍电影。

 

除了诗歌,杨超还热爱“更独特的愤怒,更私有的理想”:极端金属。直到今天,杨超都保留着听更黑更重的音乐的习惯。

 

有时候理想也需要更日常的形式,曾经的杨超靠他的长发和爷爷留下的黑色皮短大衣宣示自己的独特性。长发是他“最初的支点”,“如果没有长发,我根本不可能坚持两次考上电影学院”;大衣“那种苍老坚硬的质感,是我那时唯一能对抗北京艺术青年的盔甲”。

 

当“一代文青”与对河流的想象发生碰撞时,《长江图》就诞生了。2016年2月11日,继两次入围戛纳后,最新作品《长江图》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杨超携剧组出席了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长江图》的拍摄并不顺畅,电影开机是2012年的1月,拍到3月,资金用尽,最窘迫时靠制片人刷信用卡支持。最后剧组解散。2013年10月,第二次拍摄开始,断断续续拍了15天,年底杀青。

 

杨超直言对成片不满意,他“想做的是那种真正的史诗”。

 

《长江图》里担任摄影的李屏宾评价杨超导演拥有“目前成功导演都有的气质”,但他的“人文的责任的包袱”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

 

杨超认为电影导演首先得是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对社会、历史、人生有些认知”。

 

他说:“电影导演在每一次创作时都应向自己发问:怎么拍?直至他生命和创作的终点。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首要义务。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导演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风格而崩溃,而是他如此轻易地在以往的电影中找到了俗套并告诉自己,我会拍了。电影艺术的堕落,根源于此。”

 

《长江图》有歌词,“只因为我的底线,高于你们的理想”。已过不惑之年的杨超在文章中写道:“希望还来得及,建造一些新东西。”

图文转载自公众号“新片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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